采写/本报记者 余运西 特约记者　孙 扬

2008年，王海燕在汶川地震灾区指导危重伤员的救治

王海燕（站立右二）和同事在恩师王叔咸教授（前排右一）家中合影留念

2013年，王海燕亲自下乡参加村医调查

　　她被誉为“中国肾脏病学之母”，为我国肾脏病学的发展发挥了开拓与引领作用，也提升了我国肾脏病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囊括了一系列国际奖项，但她依旧淡然如初。她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一名科学家，她始终抱定这样一个信仰：“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为中国肾脏病学的发展发挥了开拓与引领作用……您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推选获此奖项，是我们对您‘中国肾脏病学之母’地位的高度认同。”不久前，国际肾脏病学会主席向王海燕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恭喜她获得“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的荣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的重大奖励。
　　无独有偶，另一项用来表彰亚太地区专家为肾脏病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国际肾脏病学会罗斯考·罗宾森奖”日前揭晓，王海燕也名列其中。
　　此前，王海燕还曾获得美国肾脏病基金会的“国际卓越成就奖章”。当时，评委会也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她对主流以及不同种族和文化人群的肾脏病作出了杰出贡献。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肾脏病的使者和导师。”
　　■“那时的我就像海绵一样”
　　“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不在于发几篇文章、得多少奖励、爬多高位置，而在于追求真理，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这是王海燕发自内心的感慨。
　　1954年，王海燕报考大学的时候，新中国已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但战争年代给她留下了缺医少药的深刻印象，并促使她毅然选择了学医。
　　“全世界的肾脏医学研究都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肾脏医学起步不晚，但发展过程中坎坷太多。”1979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了20年的王海燕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被派往美国进修的学者。在国际一流的肾脏内科，她接触到了肾脏疾病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两年的培训时间，王海燕说：“我就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学术营养，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工作，参加临床工作和各种学术活动，听、看、读、干，扩充有关肾脏病的知识。”
　　勤奋出真知。连续两年她受邀在美国肾脏病年会上发言交流——这是来自中国的肾脏病学家首次登上美国的学术讲台。后来，她又受邀在第三届亚太肾脏病学会议上发言，这同样是中国肾脏病专家在这个舞台上零的突破。美国专家对这位来自中国的“lady”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肾脏病学与国际水平差距还很大。在诊疗方面，将常见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一概视为“肾炎”或 “肾病”，不能有针对性地治疗重危的急性肾衰竭患者，一些患者因此失去了挽救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肾脏疾病的实验研究手段也严重缺乏。学成归国的王海燕分析了当时国际上对于肾脏病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选择将临床与病理学相结合作为学科发展的切入点。“最耽误不起的是患者，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高肾脏疾病的诊断水平，使他们得到准确的诊治。”
　　为实现这个目标，王海燕借用在美国学习到的先进机制，组织构建了我国肾脏病界第一个临床与病理科的跨学科合作。1983年，她邀来美国专家讲学，举办中国首次肾脏病病理学习班。这一办就是30年。在科里，她还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周肾脏内科和病理科都要进行联合查房讨论会。与此同时，王海燕还牵头建立了肾活检病人的临床与生物标本资料库。这些基本架构对北大医院肾脏内科的临床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带动了中国肾脏内科整个学科的建设。
　　■“人家开始带我们玩了”
　　前不久，一位王海燕20年前看过的病人因腰椎疾病需要手术，而当地医院的外科医生顾虑他多年的肾病，怕手术导致肾衰竭不敢做决定，病人家属特意来请王海燕定夺。王海燕仔细分析了病人的肾功能现状，认为可以手术。有了这一句话，病人踏踏实实接受了手术，最终摆脱了可能瘫痪的困境。王海燕对疑难病情诊断的精准，使得很多病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王海燕更让人佩服的是她的仔细和认真。同样是那些化验检测数据，有时候王海燕就能根据其中的细节得出别人没能作出的结论。“诊断和治疗最重要的是做好分析研究，有时候发现一个肿大的淋巴结、几个出血点，都会为正确诊断打开思路。”王海燕说，如果医生过多依赖仪器和用药，不但加重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还有可能加剧患者的病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多年来，凭借丰富的肾病临床和病理资料库，王海燕带领她的团队针对我国最常见的肾脏病——肾小球疾病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系统研究，更新了我国“原发性肾炎”一元论观念。“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是我国导致尿毒症的第一位原因，但既往并不清楚其病因的多样性。我们分析了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从而显著提高了该类疾病诊断的精确性、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王海燕解释道。
　　对国际学术动向的捕捉，王海燕是“一抓一个准儿”。1987年，她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中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末，当国际上刚开始认识到原发性小血管炎是引起急进性肾炎的重要疾病时，王海燕立刻指导研究生赵明辉在国内首先研究并报告了这一疾病。
　　作为多种肾脏疾病最后的共同通路，肾脏纤维化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王海燕在国内创建10余种人类肾小球疾病的动物模型，建立了基于病人（血、尿和肾组织）、实验动物模型和细胞的三维研究模式，形成我国肾小球疾病实验研究的重要技术平台。21世纪以来，细胞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技术的引进推动了肾脏病学的新发展。2009年，王海燕发表了我国肾小球疾病谱20年来变化的系统研究，明确IgA肾病为高发病因。研究结果仅SCI收录论著达11篇，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被国外专家引用。
　　“学术研究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人家开始带我们玩了。”王海燕说，“而要立于国际学术之林，就是要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做出我们的特色来。”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站出来”
　　王海燕的书房里挂着两张非常醒目的图：一张是她去美国哥伦比亚宇航中心访问时购买的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图片，一张是称之为“生命之树”的肾小球血管图片。用王海燕自己的话说，她总是“心中装着这个大球”，把悲天悯人之情“落实于这个小球”。“不论是医生还是科学家，都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这句话是王海燕一生的信条。
　　21世纪之初，国际学术界认识到疾病终末期治疗（如肾脏的替代治疗）给社会经济和病人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负担，从而提出将医疗预防的重点前移到早期，下沉到基层，并提出了慢性肾脏病的概念。当时迫切需要知道的是：中国慢性肾脏病的发病形势如何？到底哪些人容易得肾脏病？早期防治的环节是什么？面对这些关键问题，年近古稀的王海燕毅然开始了全新的研究。
　　没有队伍和经费，怎么办？王海燕想方设法从卫生部筹到4万元研究费用后，带领着两三个青年人就干开了。历时4年，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区市，他们终于初步摸清了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危人群、危害性，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慢性肾脏病防治的战略方案。该成果2012年发表在《柳叶刀》上，得到了美国肾脏病专家的好评。
　　近年来，我国逐步实现对尿毒症病人的大病保障。对此，王海燕既为尿毒症病人感到高兴，亦为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担忧。学生董捷提及，王海燕多次在各种学术活动上强调，肾科医生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约开支；要促进透析病人的规范管理，保障贫困地区人群的腹膜透析质量。
　　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王海燕已经71岁，灾区的一切都牵动着她的心。如她所料，震后挤压综合征患者相当多，很多人继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震后24小时里，王海燕分别向四川省肾病学会主席和华西医院肾科主任发出这样一条手机短信：“请利用你们的联系网络通知四川各肾科医师：对于严重挤压伤者不论有无肾衰一律给予水化、碱化；对挤压在下面未解救出来者，只要有肢体暴露在外就要立即输液防急性肾衰竭。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需要什么尽管联系。”
　　10天后，灾区急性肾衰竭的救援形势不明，卫生部急需了解如何投入救治力量，王海燕主动请缨。5月25日晚，被卫生部指定为专家组组长的她，星夜飞往成都，直赴救灾现场。这支跨学科的专家组不及修整，马上听取当地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对伤员救治情况的汇报，对医疗救治工作进行评估和指导。为了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这位 “高龄战士”还奔走于灾区6个城市的16所医院，到床旁巡视患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2013年年初，承担着8亿农民健康守望任务的10万村医的职称、待遇问题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王海燕又自告奋勇参加了村医工作现状的实况调查，提出了农村执业助理医师的考核标准和培训办法的建议。
　　困难、挫折、疾病都不能阻挡王海燕前行的脚步。1997年，接受乳癌手术、化疗后的她在重返工作岗位时，有意选择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拍了一张照片，并自我激励：“迸发出全部能量，创造最后的辉煌。”
　　■“这半步看似简单，实则是王老师大半生的积累和沉淀”
　　能够遇到一位事业上的良师乃人生之大幸，王海燕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1959年，她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一院内科工作。当时的内科主任王叔咸教授是中国肾脏病学的奠基人。王海燕考取了他的研究生，一边当医生，一边上课，一边做课题。
　　至今回忆起老师当年的教诲，王海燕说，老师当年教她的不光是业务，更重要的是引导她结合临床病例去思考整个学科的问题。
　　王叔咸教授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到协和图书馆看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多“泡”图书馆。可年轻人难得有一天空闲，不免要逛逛街、谈谈恋爱等。到了周一，王叔咸教授总要在上课前去问问那些周末没在图书馆露面的学生“怎么不来”或是“这个礼拜看了什么书”。如此一来，王叔咸教授的“严”就在学生中传开了。
　　对王海燕来说，能获得到美国UCLA-Harbor医疗中心深造的机会也得益于王叔咸教授的高瞻远瞩。王海燕上研究生期间，很多院校都主张学生主修俄语，王叔咸教授综观国内外医学发展的趋势，力主学生自学英语、看英文杂志。
　　而今，王海燕带的一批又一批学生也都成长起来了。学生们在她身上依稀看见王叔咸教授的影子——“站得高、看得远”。
　　北大一院肾内科副主任张宏觉得，是王海燕的视野和高度成就了北大一院肾内科今天的学科地位。“我们总要比别人早走半步。这半步看似简单，实则是王老师大半生的积累和沉淀。”张宏跟随王海燕多年，即便是现在，对老师交给她的任务依然丝毫不敢含糊，向老师汇报前总要“斟酌再斟酌，推敲再推敲”。
　　陈旻是北大一院肾内科的一位年轻医生。每次他取得一点进步，王海燕也会鼓励和肯定，但更多的是向他“泼冷水”：“你需要多想想自己在学术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只顾解决临床问题，更应该思考怎么从这些问题出发开拓机制研究。”王海燕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总是能让她的团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给人觉得有用，就会觉得很幸福”
　　“我们应该走出‘众星捧月式’的教育误区，不要围着一个人转，应该‘推陈出新’，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王海燕说。在她看来，只有搞好梯队建设，才有学科，才有未来，才有事业。
　　在王海燕培养的学生当中，有两人是国务院“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两人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一人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两人为国家自然基金杰出青年，4人为教育部跨世纪或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这支由她一手打造的一流学术团队，现已被教育部评为 “创新团队”。
　　王海燕还会根据每个学生的意愿，帮助他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谋求发展的机会，瞄准国际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和学府，送他们出去学习深造。
　　张宏说起了老师的一个特点：从不让学生为她干事务性工作。无论是撰写科研报告还是讲课稿，甚至是制作幻灯片，再忙她都要自己动手。指导学生的论文，她从来不以第一作者、责任作者的形式发表。“就该给他们站在前台的机会，让他们有责任心，有成就感，我就默默地站在他们身后。”这是王海燕作为一个师者的姿态。
　　1979年，王海燕协助王叔咸教授在北大一院肾内科开办全国第一个肾脏病专业医师培训班。此后，她坚持通过“招进来”和“派出去”的方式，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先后为全国29个省市培养肾脏病专业骨干医师逾千人，其中百余人成为学科带头人。学术界称他们是中国肾病界的航空母舰，而王海燕却谦虚地说道：“就是把大家放飞出去，当需要的时候，再招回来加油充电，然后再放出去作贡献。”
　　已逾古稀之年的王海燕现在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问诊、出差、参加会议、讲课，她的行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想空下来看自己喜欢的小说都没有时间。“很忙啊！病人需要我，学生需要我，国际国内的学术界需要我。不过，人家觉得你有用，就会觉得很幸福。”王海燕笑着说。
　　（本版图片由王海燕本人提供）
　　■对  话
　　不能把聪明的孩子教“傻”了
　　记　者：近两年接连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医生似乎不再是受尊崇的职业，学医也成了不被看好的选择。您当年学医时是什么状况？
　　王海燕：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建国的思想影响下，懵懂地撞进了医学的大门。当时，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社会地位很高。这一方面和当时中国崇尚知识的传统未被破坏有关，另一方面当年老百姓的医疗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承担，医生成了国家对人民健康关怀的体现者。
　　记　者：很多年轻学生谈到您都提到一个“严”字。在带教学生方面，除了严，您还有哪些体会？
　　王海燕：老师“严”，学生才会出息，团队才能“出活儿”。我选学生不完全看分数，主要看他的思维能力、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我首先会排除那些高分低能、思维不活跃、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学生。我认为，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调教是教书育人之本。现在的年轻人英文好、电脑也好，这些都是优势，培养好了前途无量。然而，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孩子容易急功近利，过分在乎名利。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好的“小气候”就很重要，我希望通过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帮助这些孩子更多地替别人着想，去想为社会多作贡献。
　　记　者：您如何评价现在的医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体制？
　　王海燕：是我们的教育把聪明的孩子教“傻”了。一些孩子本来非常聪明，是从小到大的教育让他们放弃了思考和挑战，只会服从、从众。这非常危险。思维被条条框框钳制住了，死脑筋还怎么做科研 ？医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医学教育更不该固守成规，如果培养出来的医生只会抱着教科书不放或者连书也不看，只是混日子，医学科学怎么发展？
　　■记者手记
　　年逾古稀的王海燕教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笑意布满脸颊，眼神锐利而慈祥，说话娓娓道来，她给人的感觉澄澈、淡然，知足却不自满。
　　她的办公室的书桌边挂着一件工艺品，是3只神色各异的小猴子，分别捂着眼睛、耳朵和嘴巴。王海燕教授解释说它们代表着“不看、不听、不说”，想借此提醒自己，这一辈子很多事是“多余关心、多余操心”。书桌正对面是一幅珠穆朗玛峰的航拍图。“记得当年，我在尼泊尔旅游时，坐在飞机上看喜马拉雅群山，感念天地之悠悠，人身处其间非常渺小。为名利折腾，斤斤计较太不值得了！”老人感慨地说。
　　她以前很怵媒体，这次好不容易答应接受采访，是因为一个契机——成为“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和“国际肾脏病学会罗斯考·罗宾森奖”得主，医院想借此宣传宣传她。然而，老人并不买账，真正打动她的是学生的一句话：“您应该给大家说说，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还有这样一类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
　　■印  象
　　严中有爱
　　——进修医生眼中的王海燕
　　王海燕教授，一个看上去慈祥之中带着一丝威严的老人，朴素得跟北京胡同里的大妈没什么两样。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的老人，已患甲减多年，可是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编写《肾脏病学》第三版时，老太太不睡，大家谁也不敢睡。跟随王老师已经10多年的赵明辉教授，在每周一次的科研例会前，还是会习惯性的紧张、失眠。他开玩笑说：“哪次如果王老师不去，我们就会内分泌失调的。”
　　对学生严厉的她，对患者却是充满关爱。每当她看到住院医给患者过度检查时，都要连上级医师一起严厉地批评。她在自己主编的《肾脏病临床概览》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的全体医生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病人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和理解使得我们的医疗水平得以发展、提高。这本小书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也凝集着对你们的诚恳谢意和真诚同情。”
　　——内蒙古中蒙医院  梁秀文
　　■王海燕小传
　　1937年出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教授，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所长。我国“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获得者。
　　带领团队针对肾小球疾病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系统研究，1987年，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中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历时4年流调研究，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慢性肾脏病防治的战略方案。
　　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肾病学会（ISN）常务理事等。现任ISN全球发展委员会东亚地区主席、ISN 战略发展工作组成员、亚洲慢性肾脏病协会（AFCKDI）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