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干什么的？有人会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治病的。那我要继续问：治病又是为了什么？人们肯定会说：治病当然是为了健康嘛！我再问：为了健康就一定得治病吗？其回答可能就不再那么的肯定了。因为，要获得健康，就一定要把它的对立面——疾病给消灭掉，这恐怕不是唯一的手段，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再说，把病治没了就一定健康了吗？当然不一定！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和疾病讲和（万事“以和为贵”），并努力的去回复和提升健康能力（扶正祛邪），以期平衡就是健康。
　　医院的目的肯定不应该是为了治病而治病，而应该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服务。可是我们现在的医生或医院却一味的只在找病治病，打压疾病。这不是把防病治病当成了目的了吗？其实，这种旨在防病治病的思想也应该说是医学科学化的使然，因科学讲究的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所以，医学科学也就成了认识疾病、改造疾病和征服疾病的学问。于是，围绕着生物医学科学的这种理论模块及其“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诊疗思想，构建起了一个个庞大的“抗击疾病，保卫生命”的战场，即：是以“疾病”为核心，以发现“疾病”和消灭“疾病’为目的的“战场”——医院或卫生院。可见，医院所做的一切似乎只在应对疾病！或者说：我们总是在被动的去构建一个个防病治病的保卫健康和生命的“医疗卫生”机构，且一直都在致力于扩大和完善这些抗击疾病的战场。
　　作为一个医生而言，如果你不会治病，你就不是一个好医生，这个观点听起来非常正确，以前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观点得重新商榷了。医生这个“医”字是治理的意思。医者，治也。治水、治国、治人、治病，也是管理的意思。“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所以医生就是治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一个职业。既然医生是负有治理和管理整个生命健康的职责，那现在他却只是在治理疾病，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问题？治理生命和健康与治理疾病（治病）是不同的概念，治病只是为了管理生命或者管理健康的一个方面，所以，医生治理疾病（治病）其实只是作为管理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手段；而保护健康（保健）和建设健康（强健）以及疏通与调和心神（治神）也应是医生们管理健康和生命的另外两种不同的重要手段，它们甚至可能比治理疾病更重要。因此，作为一名好的医生或“良医”，会识病是必要的，但不见得非要会治病、会消灭疾病；你即便不会治病，只能说明你不够资格当一名“白衣战士”，但如果你会保健或建设健康，那也是一名好的保健医生，你也可能是比“白衣战士“更懂得去建设健康、促进健康的“蓝衣工士”或更高一个层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辩士”。这也就是一个更好的医生了。所以，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为最下”。扁鹊之意只在说明他只是一个善于治病也易出名的“白衣战士”或“英雄”。善于治病者的医生，也只不过是善于攻“形而下之器”的病而已，要是还能懂得并处理“形而中之气”和“形而上之道（神）”的问题才是最高明的医生或大医、良医。当然，我们现在已是很少有真正能达到这个层次的良医或大医了，因为我们的整个医学都倒向了防病治病的下医。现在整个大医学中的中医和上医早已被边缘化了，其理论和实践因缺乏研究和投入，也就存在很多的不足。由于整个中医保健养生的理论没有得以大力的发展和完善，我们保健医生的技术水平也不能提高。因此，保健医生的地位比不上治病医生。于是，大量的医生都争先恐后的去当“白衣战士”，而很少有人当建设健康的“蓝衣工士”了。
　　现实也的确如此，你看现代所有的医院几乎都在致力于“认识疾病和惩治疾病”，却没有花多大的精力去“认识健康和建设健康”。对于来医院的病人，医院或医生为其所做的就是“找病治病”的工作，如果找不着病，医院好像就无事可做了，医生就只能打发病人回家。现代的医院和医生几乎已是全民皆兵（白衣战士）地在与疾病抗战，却没有人想着要去建设我们的健康。试想，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总不能把自己的富足和强大寄托在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倒下吧？同样，我们亦不能把自身的健康寄托在疾病的消亡上！我们的健康更需要去建设它，而不在于非要去消灭它的对立面——疾病。有时候，我们的机体有一点点小毛病也不见得是坏事，它对健康或许还有好处，因为它可以促进健康的成长。也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医院作为建设健康和促进健康的工厂，而不是抗击疾病的战场。
　　曼德尔松博士说：“医院是合法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地方是：被伤害的人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昂贵的价钱，任其宰杀。如果你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即使磕破头求他们，他们也不屑于浪费时间来宰杀你，除非他们看中了你的脏器”。曼博士的话虽然有些言重了，但也基本符合事实。至少，现在的医院的确只是一个旨在治病抗病的“战场”。既是战场，就有伤亡，也就不能不伤人或杀人了。
　　还有人说：医院是医药器械的“大卖场”。这话也不假，各大医药及器材厂商的商务代表们天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其目标就是利用各种循循善诱的手段操控着这些医院的某些医生们（当然，这也不是医生的错，是市场的趋利主义使然），他们借助医生的医学科学知识和语言唬住病人，把那些极昂贵的所谓的特药、新药和高科技的检测及治疗项目等等悄悄地分销给了病人。
　　还应该说，医院也是科学主义下的必然产物，是医学科学为了惩治疾病所设的“集中营”，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是不存在这个专门将健康的敌人——疾病集中起来进行剿杀的场所的。19世纪以前，这个专门的“集中营”几乎是不存在的。以前的医生主要是“行医”（所谓“行医”，就是大夫不是整天坐在自己的家中或诊所里等病人上门，而是背着药箱登门服务），现在的医生都是“坐医”，坐在医院里等病人上门。过去是医生去看病人，现在则是病人来看医生。这是不是也算社会的进步呢？以前的中医强调的是医生动，不让病人动。而现在的医疗卫生机构观念却颠倒了，是病人动，医生不动。且病人还得大动，排着长队等候就诊，这样瞎折腾一通，等大量的耗费体力之后，医生才给看看，又没几分钟就给打发了，病人的病能看好吗？病情不更加严重才怪呢？
　　再者，我们现在把健康的敌人——疾病都查找出来并集中到医院这个“战俘集中营”里进行惩治，这可以说是医学科学的进步，但不一定就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因为在这个“集中营”里，疾病之间的“相互交流”或称“交叉感染”，可能使疾病更加厉害或再生新病。所以，医院也可以说是疾病的最大滋生场所。现在各国的医改几乎都是在不断且大量地投入人力和物力扩建这个“集中营”。集中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并不能说明它对人类健康会越来越有益；恰恰相反，它正好是在证明了人类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人类是在不断地为了应对疾病而努力地构筑防线呀！这也说明人类与疾病无休止的持久对抗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还有，医院和医生也可以说是医学过度行政化或军事化的产物。古代的读书人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既然当不了官就去当医生，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古代的行医与从政是两个行当。当然，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以前的医生主要是“行医”，不需要什么大的场所，而现在的医生都是在医院当“坐医”。行医是一个较为民间的顺其自然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行政化的行为。而生物医学却有着太多的行政化强制手段或军事化行为，把医生进行集训并结队编排在医院里，其目标就是与疾病不停的抗争。当然，这样高度的行政化和军事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将整个医学治病的科学部分进行军事化、企业化和市场化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他们就太有作为了，治病太有作为了就等于是与疾病抗争太厉害了，抗战太激烈了那经费也就少不了的。我们常说：养军队并不是为了用军队，我们创建医疗卫生体系培养“白衣战士”也不是为了要更多的动用医疗手段，只应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应该做到“三分治，七分养”才对。我认为：未来大医学的“无为而治”也许更符合我们人类的健康需要。
　　另外，医院和医生（白衣战士）越来越多也并非见得是什么好事，我们可以想想，在建国初期（1949年），我国的医院是屈指可数，那个时候每个县城有一两家医院就不错了，而现在至少增长了20倍；那时医务工作者（白衣战士）全国只有7.9万人，而现在已经是178万人，也增长了20多倍。可是我国的人口建国初期是4个多亿，现在是13个亿，也只不过是增长了3倍多而已。人口只增长了3倍，而医院和医生却增长了20多倍，还在说我们的医疗投入不足，这怎么说得过去呢？我们投入抗击疾病的人力越来越多，抗击疾病的战场是越来越大，而被抗击的对象（疾病）也随之增长。这样的持久对抗或争斗是什么好事么？如果满大街都是医院和白衣战士，那说明我们的健康状况很糟糕，需要它们来保卫。那与满大街都是派出所和警察是一个道理，可见，现在医院和卫生机构的大量设置到底是人类健康的福音，还是人类健康的坟墓，很值得人们去重新思考。
　　我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健康的时代。健康时代的标志绝不是医疗技术或医院多么现代化、白衣战士队伍多么庞大，或满大街都是医院或卫生院；而恰恰应该是以促进健康和建设健康为目标的保养中心（健康作坊）或养生机构的迅速崛起和提高完善为标志。这就好比是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绝不是以军队或武装人员的数量或规模的庞大为标志一样。我们的健康时代就如同一个“和平”年代，我们应该把大批的防治疾病的“白衣战士”（军人）转业为建设健康的“蓝衣工士”（工人）。这恐怕是医改应该去改的。世界“需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机体（身国）的健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生命历程“也需要和谐、不需要太多的抗病”。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