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 黄开斌

　　医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健康，满足人们对健康不断增长的需求。既然是为了健康，那为什么其目标和方向却被转移或异化成了针对疾病防治的医疗卫生问题呢？难道为了健康就只有或只能去防治疾病吗？对此，笔者一直在琢磨和反思这个问题，进而发现这是由于医学的主要目标和方向被异化的结果。其实，医学本应是研究性命、健康和疾病的一门多元的学问知识体系，其目的也正是维护和提高人类的健康和寿命，因此，其主要目标和方向应该是放在对健康的建设和帮助上——即保健强健。然而，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医学的主要目标或方向却最终被异化成了对疾病的防治上，以至于找病诊病、防病治病几乎成了我们医学目标任务的主体甚至是全部，而保健强健的中医（致中和）和修心养性的上医（或巫医）却被抛弃在生物医学的主流之外。当用一个小小的防病治病的生物医学科学或医疗卫生体系来苦苦独撑整个人类的健康大业时，已不可避免的酿成全球性的医疗危机或健康危机。为此，这又引起我们不得不对医学和医改的目标和方向进行反思和检讨。
　　我们的研究认为：医学的目标方向被异化或转移到疾病上是经历长达两千多年的潜移默化过程，其总体演变路向是：盛于上古，衰于后世，一路下滑，掉进小医。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医学是一步步的衰退而掉进了疾病医学这个狭小的陷阱里。如果说上古时候的岐黄之学可视为医学的完整之学，那么，到秦汉时已经就不完整了，其上医部分游离出去了；到了民国时期，中医部分又被强行的抛弃了。最后医学就只剩下了防病治病的下医这点能耐。一个完整的大医学就这样有意无意被分割丢弃而不复存在，大医学变成了小医学、医学变成了医疗和医药，防病治病几乎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内容和主要目标。所以，现在一提到医学，几乎99%的人会毫不犹豫认为它就是防病治病的学问，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或者理应如此的目标。
　　医学的目标和方向被异化和演变成防病治病的学问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或发觉点什么，也从来没人去对其进行过反思和检讨，这可能是因为它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中悄悄地不知不觉的形成的。其中，也许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文化抉择的原因造成，更是疾病这个魔鬼一路引导使之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防病治病这个陷阱里。这个演变主要有如下步骤：
　　首先是整个医学的上医部分被分离或分割了出去，所谓上医也就是上古时侯所谓的巫医或现在所谓的神医。神医与神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它的被分离与神学的被疏远是一致的。在我国西周创立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商纣王过度的利用了神学的力量来统治社会，所以，周武王伐纣以后建立的周朝则开始远离神学，也因此有人说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没有了宗教（神学）。随着神学被中国文化的疏远，巫医也开始了从医学中游离了出去，至春秋战国时已基本上脱离了整个医学体系，而只在道家或道教里得以部分的延续。所以，中国传统医学自秦汉时起事实上只剩下理气血求平衡的“中医”和治形体之病的“下医”两个部分，医学此时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了。
　　到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时，由于伤寒瘟疫的大流行，疾病问题被广泛关注而重视，疾病的概念在人们的意识上和整个医学中开始得以不断的加强或放大了，《伤寒杂病论》一书的问世及其经久不衰的沿袭注解和研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如：后世医家把《伤寒杂病论》拔高与《黄帝内经》并列为经典，也足见后世的医家已是多么的注重对疾病的探究和诊治了。其实，《伤寒杂病论》不应是经典著作，“经”和“论”在传统文化里本就不是一个文化层面的学问，所以说：《伤寒论》与《黄帝内经》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虽然是一本论述疾病学的好书，开创了一个疾病医学的新纪元，直到今天人们都还在赞叹它防病治病的价值和贡献。然而，却没有人对它的负面影响——即它把医学发展的方向直接引向了“疾病”这一点却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任何的质疑和批评，且这一影响是灾难而深重的。自此，疾病学问题成了后世医家竞相研习的目标和方向。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文献（尤其是经典著作）书籍来看就可见一斑。在上古时，疾病问题并不是像汉代以后及现在这样如此的受到重视，真正写“疾病”的书籍也并不是很多，大多是经典的医书，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难经》等。只是自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医学才开始偏重于或倒向了疾病的诊治方向上。或者说：医学开始偏向疾病了，并一路由几乎所有的医家簇拥着、而毫无阻碍地推进了与疾病永久抗争的深渊。你看，近现代的医学文献书籍几乎满眼都是大书特书“疾病诊治”之论著或方技，很少有写健康和生命之道的经典了。
　　虽然唐代医家孙思邈倡议过“大医”，并写有《大医精诚》，但并没有引起同道们的积极响应，医家们还是都奔着疾病而去了。故自唐以降，其“医道”更是日衰，其治病之“医术”则日渐创新。在宋元时期，医者论病已是各异其说，自成一家之法。及至金元时期所谓的四大家，其实就是对疾病的分类之说，并分立治疗之法，且竞相传习。至明清时，医学专于疾病的研习则更加凸显。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西方之疾病医学传入中国，则更是彰显出了疾病诊治之学术的造诣和威风。及至民国，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中医”部分也开始受到批判和挤兑，中医开始被边缘化了。所以，自唐以后的所谓医学名家其实都是一些专攻于某一类疾病的专家，而几乎没有什么医学之大家或大师了。
　　尤其是近百年来，医学在科学竞技文化和征服思想的主导或推动下，几乎完全倒向了只在针对疾病的认知、防御和惩治上，却很少去认识健康和探索健康以及怎样去建设健康、促进或提升健康了，且更少的去认知性命及其修炼问题。虽然，中医后来又得到了一些重视和发展振兴，但遗憾的是她被进行了现代化的科学改造，也成了一个防病治病、保卫生命的“白衣战士”，因而已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真正懂得保护健康、建设健康的中医了。也就是说，生物医学其实只剩下了防病治病这一小块内容和任务，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保健强健的“中医”和修心养性的“上医”这两块主要内容和目标任务给遗忘了，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医学——下医或疾病医学。
　　生物医学科学只执其防病治病之一端，且把疾病作为了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攻击目标，这与现代科学的昌明和两次世界大战也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与感染太大，进而有了“抗生素”的发明和外科手术的出现与进步，使得生物医学对于一些菌毒性疾病、创伤性疾病或器质性病变能够比较干净、彻底地消灭或有效地遏制，于是人们就完全信赖或是迷信上了“医学科学”的神威。其次是在科学的强势和极左思想的指导下，生物医学科学（尤其是西医）实行严格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即：本着以疾病为“敌人”的观念去编织医学的知识经纬，围绕与疾病作抗争的价值取向去构建医学的理论模块（陆广莘语），甚至医学实验也是先创造一种疾病模型，再去设计开发寻找疾病和对付疾病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及药物和技术等。整个医学思想就如同军事学思想一样，其医学语言是充满着对疾病的憎恶 、排斥和恐惧。由此文化理念，大家都受其影响，视疾病为敌人，认为必须去防御和消灭疾病。如此引起的后果是：把医学引入了旨在找病、治病或伐病之一域。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已经从“重治疗”向“重预防”转型了吗？不是正在提倡“治未病”了吗？无可否认，这些的确是好的转变，但“预防疾病”和“治未病”还是都掉进了疾病学的怪圈里，同“诊治疾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它们都还是围绕着疾病在打转转。生物医学科学正是由于一味地以“科学”的强硬手段去发现疾病、抗击或控制疾病，因而就在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与疾病的抗争中才使得医疗危机、医改不成功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
　　总之，整个医学掉进疾病学这个狭小陷阱里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而毫无察觉的过程，期间，至少有三次比较大的影响因素而也没能使医家们反思或检讨点什么。这三次比较大的影响因素——第一是在西周时期古代神学的被疏远了，以致巫医（神医）被医学分离了出去；第二是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巨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疾病问题开始逐渐成为医学研究的主体；第三是在清末民初时期西医科学（疾病医学）强势文化的引领和作用，致使医学几乎完全掉进了疾病学的圈子里。及至目前，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生物医学科学只在防病治病是有局限性的，但还是没法跳出其束缚。因为，医学在长达几千年中对疾病的认知和处理手段是越来越多了，而对健康和性命的认知却是相当的匮乏。虽然明知道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健康和长寿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应该以健康的建设和提高为主要目标，但是生物医学却由于科学的自信和威力，依然惯性思维地只在研究疾病、认识疾病和诊治疾病或消灭疾病上下功夫，因而其主要目标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防病治病上而已。当用着这样的一个防病治病的“小医学”去苦苦的支撑起整个人类的大健康时，我们才猛然发觉有些不对劲，医疗危机越来越深重，医改也越来越复杂和困惑。原来这一切都是由于医学的目标方向出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和检讨也正是“医改”应该幡然醒悟的。所以，医改首先应该设法转变这种医学的目标方向和整体性，将医学的主要目标转移到直接认识健康、保护健康、建设健康和促进健康的主体上来，并应谋求一种大医学的发展格局。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