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2日电（张馨心）面对新型病毒，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有有效方案。在中医抗疫实践中，运用观其脉症，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之道，并筛选出了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作为飞赴武汉参与防治“新冠肺炎”中医救治工作的中医专家，对中医药辨证论治有着更为深刻的解读。
　　中西医结合救治，是中国办法的亮点
　　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医学术得到大飞跃和大发展的几个时期，都与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密切相关。如著名的《伤寒杂病论》，其所治疾病多是急危重症，促成了张仲景首次提出六经辨证的思路。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通过望闻问切四法，判断患者究竟是风寒、风热、湿热、虚症等证型，判断病邪存在的部位及程度，并以此对症下药，这就是中医的辩证论治。
　　1月21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齐文升作为第一批中医专家前往武汉。他介绍，“我们对70多位患者发病情况、发病时的症状以及病情演变、舌苔和脉象变化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无论是危重症病人还是轻症患者，不管舌苔偏黄还是偏白，总的呈现厚腻腐苔，湿浊之象非常重。”专家组通过诊察、研讨得出结论，新冠肺炎当属“湿疫”，是感受湿毒邪气而发病。
　　“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治疗理念重在强自身。”齐文升表示，用药主要通过观察脉象变化方法，判断属寒还是属热，再根据诊疗方案进行用药。而患者对中医的接受度也很高，服用了中药的患者，在乏力、憋气、无食欲等症状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1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带队从北京出发，抵汉后进医院、入社区看病人。仝小林分析，新冠肺炎在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从病位即邪气攻击的脏腑来看，主要是肺和脾，所以在治法上，一定是针对寒和湿，治疗寒邪和湿邪，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在仝小林看来，“辨证论治、一人一方”是中医理想的用药模式。但面对当时社区大量患者，靠中医医生一个个把脉开方是无法实现的。“特殊时期，应先让每一个病人都吃上中药，阻断疾病继续发展。”
　　“新冠肺炎的病程就像一条抛物线，中医药在两端有较好的作用。虽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有有效的方案。”在3月23日国新办举行的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表示，中医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疗过程当中取得重要作用。
　　在临床诊察和研究中，张伯礼发现，中药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均有疗效。他建议：轻中症患者中药汤剂个体化治疗，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
　　对于普通型患者，使用中医药能改善症状，缩短疗程，促进痊愈；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可减轻肺部渗出，控制炎症过度反应，防止病情恶化；对于恢复期患者，可促进康复进程。
　　“对于重症患者，强调以西医为主，中医配合，中西医结合。”张伯礼介绍，中药注射剂要大胆使用、早点使用。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对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提高氧合水平具有作用。痰热清注射液、热毒宁注射液，和抗生素具有协同作用，血必净对抑制炎症风暴、控制病情进展有一定的效果，重症救治、中西结合、降低病死率是取胜的核心。
　　同时，对于隔离点的康复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做一些呼吸锻炼。“配合中医药针灸、按摩等综合疗法，可改善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对脏器损伤的保护、对免疫功能的修复都有积极作用。”张伯礼说。
　　在武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里，564个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显著降低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据了解，在方舱，医务人员采取了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除了给汤剂或者口服的中成药以外，还有按摩、刮痧、贴敷等综合治疗。
　　中医尽早介入，还需要制度保障
　　在武汉深入一线探索，运用中医药诊治患者的过程中，张伯礼感触很深，对于如何加强中医药防治疫病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首先，我们不但要整理归纳中医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更要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例如此次新冠肺炎以湿邪为主，潜伏期较长，病情发展相对温和，但又存在病情突然加重现象。这些都符合湿性黏腻、重浊持久的特点；同时湿邪易转化，可以化火化毒，所以我们在中医理论方面应该有所创新。”张伯礼说。
　　其次，张伯礼认为，在体制机制方面，国家和各地区发布了很多中医诊疗方案，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但也需要中医在第一时间介入防治工作，掌握临床数据，研究归纳疾病的证候规律，基于证候变化特点优化中医诊疗方案就会更有临床指导性。
　　同时，应该成建制地组建医疗队，设置更多的中医定点医院，以后一旦有新发的传染病疫情，中医应该尽早成建制介入。张伯礼说，此次疫情中医虽然与SARS时相比参与得更早，但还是晚了一些，以后有类似情况中医一定要早介入，这也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
    资料来源：综合自新华网、中国日报、湖北日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