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 温长路

    国医大师孙光荣先生的著作《中医究竟是怎样看病的——浅谈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见《经济参考报》2017年5月12日）发表后，在业内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这篇文章，看起来说的是看病的学问，实质上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支撑。
　　源于长期实践文化
　　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处自然、处社会、处灾难、处疾患中反复实践的产物，实践文化的烙印无处不在。
　　“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形气俱立”与“形神合一”、“中庸之道”与“执中致和”、“防患未然”与“未病先防”、“和而不同”与“三因制宜”等，只是文字表述上的不同、针对的侧面有异，但具有完全相通的文化内涵。中医学的诸多特点无一不能在中国大文化的宝库中找到比照物。“民以食为天”（《汉书·郦生陆贾列传》），与中医重视脾胃的思想一脉相承；“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与中医心主神明的理念完全相合；“察言观色”（《论语·颜渊》），是孔子教导学生子张的话，用于中医就是四诊的方法；“不寒而栗”（《史记·酷吏列传》），包含着受到寒冷侵袭时的表现，反映到中医临床就是寒伤机体的病理状态了。如此，复杂的生活过程创造了丰富的社会文化，长期的实践造就了厚重的社会大文化圈，其中也包含着人们同疾病作斗争、求健康的医学在内。
　　中医的先贤们在学习社会经验、观察生活的同时，通过医学家特有的思维将其中与健康相关的内容上升到理性的医学高度，又通过超出普通生活的医学领域的反复实践将其提炼、改良、补充、完善，最终使其成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定思维模式。这种社会实践与医学实践的接轨、社会文化与医学文化的磨合，便是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源头。诚如孙光荣先生文中所论，中医学临床思维模式源于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医学理论知识构建的根基来自临床，临床需求是推动其内涵外延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植根东方哲学文化
　　中医临床思维模式，是根植于东方哲学文化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代表了这一思想的核心，成为世界上最原始的“黑箱理论”模板。
　　司外揣内、取象比类是中医认识人体的基石，是中医最基本的临床思维特点。虽然中国古代解剖学相对有限，但中国的先民们并不缺乏解剖技术，对事物的观察也用过清晰的“白箱”方法：庄子的时代已有“庖丁解牛”的记载。庖丁对牛解剖部位观察之精密、解牛技术之精湛、解牛过程之熟练程度等一系列与解剖相关的学问如神话一般摆在人们面前。在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可以找到类似庖丁解牛式的动物解剖经历。中医的祖本《黄帝内经》，则明确写有“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话。可见，中国人的解剖实践从动物到人都是有过的，之所以未能形成认知人体的主流手段，除了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敬畏生命、敬畏机体的思想存在密切关系外，以东方文化认识事物着眼整体、看重本质的思维模式为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在生命的“黑箱”面前，中医人所看重的不是人体内固定的结构和成分，而是更深层次的气息和灵魂。即孙光荣先生文中所说：“中医临床观察和辨析的维度主要是功能的、动态的、宏观的、整体的，而不是结构的、静止的、微观的、局部的；不是‘病’这一生命现象，而是‘人’这一生命主体。”中医的这种认识论，是以东方哲学文化为起始点的，这也正是中医临床思维的超人之处。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中医从本源上认识了生命要害，认识了基因、细胞、器官、组织本身所不能显示的带有动态的生命信息，成为人类生命科学的精髓。
　　引领未来医学文化
　　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这一思想，与中医的整体论高度契合。
　　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医的这一模式，孙光荣先生把它诠释为“中医辨治六步程式”，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了。四诊审证，是打开病锁之钥，调查研究的开始；审证求因，是寻求病门之枢，分析敌情的要策；求因明机，是探究疗病之径，确定进退的战略；明机立法，是确立治疗之圭，明确作战的方向；立法组方，是部署疗疾之阵，着手战局的筹划；组方用药，是派遣攻守之兵，吹响战斗的号角。
　　中医的这套本事来自何处？一句话，实践。通过学经典、做临床、跟名师、长悟性，掌握中医临床思维的要领，学会临床应用的技巧，承不朽之大道，学无限之新知，薪火相传，代有发展，中医必兴矣。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