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健康报 时间:2016-03-08 16:48:29 热度:1083
□本报记者 孙 梦 王潇雨 刘志勇□
号贩子的这把“火”,从两会前一直烧到会议中。两会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感谢怒斥号贩子的女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建议号贩子入刑。还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在思考如何建立分级诊疗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问题。
严厉打击倒号是治标
“号贩子倒号,招摇撞骗,不仅严重损害患者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对号贩子应该制定相应法律措施,进行严厉制裁。”
方来英说,号贩子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具备有价票证的特点。这种交易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我建议将号贩子入刑,并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方来英说。
团队出诊可以“救急”
“在许多发达国家,病人看病都是有计划的。而在咱们国家,老百姓看病很自由,想到哪个城市、想去哪家医院、想找谁完全自由。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资源,另一边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的不匹配,才让号贩子应运而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说,号贩子的存在,反映的是医疗资源供应和需求间的不平衡。“北京最近采取把知名专家‘藏起来’的办法,我坚决支持。”这一举措下,病人要由普通医生逐级看病,医院通过把专家“隐身”到二线、三线,用“院内的分级转诊”来规范医疗秩序。
刘玉村说,30年前,就医流程就是病人挂号后,再由医生逐级转诊,这是因为只有医生更懂得病人,如果赋予病人过多选择权利,就会打破正常的就医规律。“有时候,回归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去年,我们科室的门诊量是49万人次,而每位医生平均每天最多只能看70位~100位患者。培养一支团队进行有效分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源稀缺的现状。”葛均波认为,医疗团队成员可以甄别出常见病、多发病,这部分患者由普通医生治疗,疑难杂症则留给专家。事实上,很多患者的疾病并不需要专家治疗,如果这部分人群占用专家资源太多,就会让号贩子有更大的市场。
方来英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推出的专家团队出诊制,不光是为了打击号贩子。“名医是医生中的精英,一定是紧缺‘资源’。现在需要研究的是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方来英说,现在的分配手段只有两个,或价高者得之,或排队者得之,却难以顾及患者的病情需要。通过专家团队出诊,有利于按照病情需要进行资源分配,既可以提高专家的工作效率,也能确保绝大多数患者得到最适宜的治疗,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服务体系的效率,让顶级专家做该做的事。
治本还需分级诊疗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介绍,几年前,浙江省各大医院的号贩子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但随着浙江省一系列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改革,这个问题现在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郑继伟介绍,浙江省提出了“双下沉、两提升”(医学人才下沉、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群众满意率)政策,不少县级医院与省、市三甲医院形成托管合作关系,建立了水到渠成的转诊体系。“去年一年,浙江省有16家省级医院的1990名医生在县级医院出诊,将更多患者留在了县域内。”
郑继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浙江省有220家二级以上医院加入该省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去年成功挂号480万人次,相当一部分号源留给了下级医院及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与实名制挂号相配合,互联网技术在遏制号贩子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俞光岩教授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号贩子,需要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加快基层人才培养,缩小大医院与基层的差距,建立转诊制度。另外,也需要对患者的就诊习惯做合理的引导。
郑继伟坦言,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构建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浙江省力争到202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分级诊疗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出台强有力的医保支持政策,未经正规转诊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
(责任编辑:秋彤)
2024-12-25
2024-12-16
2024-12-16
2024-12-13
2024-12-13
202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