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海波

CFP

    北京的熊女士头天下午4点多就来医院排队了，十几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住，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睡着了。 CFP

　　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原院长俞光岩在两会提案中建议严厉打击“号贩子”，维护患者的正常就医权利。4年后，网络上一段“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又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近年来，虽然出台了很多打击‘号贩子’的措施，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明显解决。”俞光岩委员说，看病难的根源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制度不完善、基层医疗服务的供应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即使抓了“号贩子”，看病难问题也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看病难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在担任院长期间，俞光岩委员每个星期都要做两台手术、出半天门诊。出门诊时，他总会遇到想加号的病人。如果时间允许，他都会同意，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他介绍说，北大口腔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4000人次，“即使再增加号源，仍然会有人要求加号，总是有看不完的病人”。
　　事实上，看病难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难在大医院、名医院，而基层医疗机构经常“吃不饱”；在大医院，也是难在某些名牌科室。“比如积水潭医院的创伤外科、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同仁医院的眼科等，挂号确实很难，也就给了‘号贩子’可乘之机。”俞光岩委员说。
　　“解决所谓看病难问题的关键，是要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病人对基层医疗服务的信任度，落实分级诊疗，使大部分就医需求在基层得到满足。”俞光岩委员的回答代表了很多专家的意见。落实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近年来医改的重要内容。“需要建立严格的转诊制度。一般疾病在县乡一级医院解决不了，才能转诊至省一级甚至全国性医院。”俞光岩委员补充道。
　　基层的首诊作用难发挥
　　要实现分级诊疗和转诊，基层医疗机构的首诊意义重大。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到2017年，分级诊疗试点地区的居民两周内患病，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要超过70%。然而，一位都市里的母亲带孩子就诊的经历告诉人们，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位母亲曾带着感冒发烧的孩子，去了小区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看病，却被医生告知没有药，只得开车去了大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去社区卫生中心给人看病时，常有“束手无策”之感：很多基本药品都没有，一些药品只有二级甚至三级医院才能用，“这不就是‘鼓励’患者往大医院跑吗？”因此，他建议，要适当放开对基层医疗机构用药门槛、检查设备使用的制约。
　　“公共卫生医师和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是首诊的关键。有了好的公共卫生医师，健康管理做得好，分级诊疗才有可靠的信息。有了好的全科医生，才不会出现众多的漏诊、误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侯建明建议，在完善基层医疗机构药品、设备等条件下，要落实好家庭签约医疗服务制度，每个家庭配备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
　　医生要下得去、留得住
　　近年来，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备和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基层医务人才短缺、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还很突出。”俞光岩委员坦言，老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度还远远不够。
　　鼓励医学毕业生去基层，是现阶段医改所提倡的。不过，如何让这些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却是一个问题。医疗行业有着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等特点，“5+3”等培养模式意味着医学毕业生要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付出。而基层医疗机构目前在工资收入、发展平台、职称晋升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医学毕业生的期待存在一些差距。俞光岩委员建议，普通医学院校应面向基层有针对性地培养医学人才。
　　“人才留不住的关键在于薪酬制度改革不到位，医疗服务价格没有调整到一个合理区间，医生缺乏积极性。”温建民委员指出，他曾在北京做过调研。北京地区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每年平均工资为6.5万元，比不上一些酒店的服务员。温建民委员建议，建立有序、规范的调动和录用程序，同时出台鼓励和倾斜政策，鼓励医疗人才“下沉”。同时，鼓励基层医生流动起来，允许他们多点执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发挥作用。他表示：“只要医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基层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肯定能得到提升。到那时候，看病还会难吗？”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