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雨辰

　　希波克拉底写下的“医者救死扶伤”的誓言至今已有2400多年了。这期间，文明破土，人类开始温饱富足创造美。如是，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有限的生命可否延长，身体的痛苦可否免除……每个时代对此都有不同的回答。从传统中医医学的望闻问切，到近现代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再到现代医学的非介入诊断和分子制药，每一步，都书写着智慧与疾病的博弈，而发端于21世纪的精准医疗，也许可以让人类离这些梦想更近些。
　　精准医疗脱胎于“个人医疗”的概念——即针对一个人的或一个疾病症候群的诊断和治疗。尽管我们平日发烧感冒去医院打针吃药，也是针对“一个人”的治疗，但其方法却是普遍的：医生会给有同样症状的人开同一种药，做同一种手术，给予相同的建议。随着医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疾病的致病机理和诊疗方案应是因人而异的——同一种症状，病因可能不同；同一种病因，不同的治疗所产生的效果也可能不同。
　　例如，美国约有3万人患有囊肿性纤维化，它是一种遗传性的、可致患者酶环境紊乱、黏液失调，从而继发严重肺部感染的恶性疾病。患者的预期寿命通常只有40年。在精准医疗概念出现之前，通行的治疗方法是使用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抑制症状。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定患者病情，还冒着摧毁患者免疫系统的巨大风险。那么，为何不从调整患者紊乱的酶环境这一根本入手呢？原因是，这些酶是患者的病变基因所表达出的蛋白质，基因序列冗长而复杂，拥有相同症状的患者，可能在这一因果链条的任意环节出错，因此，治愈囊肿性纤维化，必须知晓每一个患者的具体基因病变、知晓其具体的蛋白质变异，并针对这种变异开发特定的药物——如此，便是“精准医疗”。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精准医疗是在分子层面治愈疑难疾病的，它只可能出现在基因组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极大发展的今天。当然，必须看到，任何治疗手段，越精准，所适用的群体也就越小，平摊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治疗成本也就越高。如一种名为Kalydeco的药，针对囊肿性纤维化中约4%的G511D型患者，有着近乎治愈的疗效，但成本极高，一个患者每年需为其支付30万美元的费用。一个能救命的药，若患者买不起，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此，精准医疗需要政府政策、慈善机构、国家财政等多方面的统筹和协调。
　　盼望有一天，我们从出生就被纳入精准医疗体系。在精确到个人的基因组数据中，每个人都知晓自己所要面临的疾病风险，根据准确的医学建议规避疾病风险，并在患有任何疾病时都得到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最大限度减少痛苦。这一切的到来，可能只需要时间，但愿是不长的时间。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