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非典中失去行走能力，可赵红艳坚持出门诊

本报记者　朱虹

图为赵红艳在给病人看病。本报记者　朱虹摄

　　5月10日早上7点半，赵红艳和平时一样坐进诊室，此时挂到号的病人已经突破80名，慕名前来就诊的病人惊讶地发现，这位口口相传、医术精湛的女军医竟然坐在轮椅上。
　　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消化一科主治医师赵红艳，每周出诊六天，日均接诊120人、高峰时200人，病人看她亲切阳光的笑脸，完全想不到她是从死神手中侥幸逃脱，还留有终身残疾。
　　虽然我倒下了，但我要让更多人站起来
　　2003年，正在休假的赵红艳主动请战抗击非典，却不幸被感染。2004年11月，赵红艳被确诊为“双肩、双膝、双股骨头缺血坏死”，与疼痛为伴，还将失去行走能力。那一年，她32岁，孩子只有2岁。
　　赵红艳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军医，虽然我倒下了，但我要让更多人站起来。”用一辆红色的电动轮椅车代步的赵红艳，像正常医生一样加班加点，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也没请过一天假。除了加班就是看医学书或者研究病历。为了掌握药物特性，药房里消化内科的药她全都试吃过。
　　“我也是病人，知道病人求医的那份无助和期待，”经历过生死考验，忍受着超常的病痛，赵红艳特别能为病人设身处地。消化内科患者大多是慢性病，她给每个病人制定好全程治疗方案，专门制作了印有自己姓名电话的“医患联系卡”，当起病人的家庭医生。功能性胃肠病、更年期胃肠综合征患者大多精神焦虑抑郁，赵红艳不仅没有厌烦，还专门学习了心理学知识。
　　随着赵红艳的名气越来越大，专门来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消化内科是医院门诊量最大的科室之一，而她一个人就承担了全科2/3的门诊。
　　就诊病人多，常常是早上7点半开诊，下午1点半才能看完，简单吃一口饭，下午两点又要接诊。有时上午门诊的病人看完了，赵红艳还在等着给做检查的病人看结果，护士催她去吃饭，她说，病人大老远来看病，做完检查找不到医生怎么行。
　　为了尽量不去厕所，赵红艳白天基本不敢喝水，坐得久了关节疼痛钻心，她就大把大把地服止痛药，实在挺不住了，她就尝试针刀治疗。丈夫邢斌从来不忍心看这一幕：30厘米长的针刀，直刺股骨头深部，最多一次扎了390针，赵红艳口咬毛巾，痛得泪流满面。
　　“为病人减轻痛苦，我在享受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
　　在出门诊的十几年里，赵红艳总结了一套看病方法：医术+艺术。医术就是用最少的花销给病人看好病；艺术就是读懂患者心理，说让患者能听进去的话、能接受的话。
　　去年7月，50多岁的张女士专门从天津塘沽赶来就诊。她的症状是腹痛、从胃里反流食物，大便次数和量都比较少。以往诊断都是“胃病”，治了好几年都时好时坏。
　　赵红艳诊断后跟张女士说：“大娘，我认为您不是胃病，很有可能是肠梗阻，您拍个腹平片看看。”
　　张女士一听就急了：“别欺负我们老百姓不懂医，让我们查这个查那个，花冤枉钱。我不是在你一家医院看过，很多专家都说我是胃病，你就给我按胃病治。”
　　“大娘，我认为您肠梗阻的可能性很大。”赵红艳说，“我跟您打个赌，您去拍个腹平片，要不是肠梗阻我给您出检查费，行不行？”
　　被赵红艳的真诚打动，张女士将信将疑地做了检查，结果显示肠梗阻。看到结果，张女士流下了眼泪，“这些年罪受得呀，今天可找到病根了！难怪别人都说你看病准，俺今天算是见识了。”
　　2012年初秋的一个深夜，熟睡的赵红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赵医生吗？”电话另一头是一个焦急的陌生声音。
　　“我叫魏齐，以前找你看过病。我母亲突发心梗。”赵红艳一听，匆匆穿上衣服，坐着轮椅，和邢斌一同往医院赶去。然而魏齐在医院交押金的时候，才发现钱没带够。看见魏齐急得团团转，赵红艳二话没说，就让邢斌回家拿1万元垫上。
　　魏齐并不知道，虽然工资不高，赵红艳上班身上都带着1000块钱，这是她专门为贫困患者设立的爱心救济金，遇到看病钱不够的，就会主动帮他们垫付。患者来医院看病遇到路不熟的，她就用自己的电动助力车驮送患者。她自己本就需要照顾，却定期到敬老院义诊，到SOS儿童村看望孤儿。10年来，她用微薄的工资为患者垫支医药费近万元。
　　重回岗位后，她接诊13余万患者，没出现一次投诉，患者满意率100%，是医院收到感谢信和锦旗最多的医生。许多患者都把她当成朋友，看她中午不能按时吃饭，有的患者打车给她送一碗热面条，有的患者四处帮她寻找治疗股骨头坏死的偏方，把药配齐给她送来……
　　“很多人都说病人需要我，其实我更需要病人，为他们减轻痛苦，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我是在享受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赵红艳说。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