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重塑了家庭的基本结构、赡养功能和人伦关系。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快速的人口转变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我国不可逆转地从“多子年轻化社会”转向了“少子老龄化社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呈现出跷跷板式倾斜发展的态势，即一头轻——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一头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我国的家庭出现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功能虚弱化、关系离散化、风险放大化的趋势，养老问题接踵而至。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深化，独生子女风险家庭、“4—2—1”结构脆弱家庭、失独伤独孤儿等残缺家庭和代际居住分离的老年空巢困难家庭不断增加，家庭抵御养老风险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很多成年独生子女家庭缺乏来自子代的养老支持和情感慰藉，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很多老年空巢家庭出现。青壮年人口大范围、远距离的流动导致家庭居住模式的离散化和成员关系的疏远化，家庭空巢期提前出现，分开居住偏好得到强化，老年空巢状况更加延长，老无所依的潜在风险因此放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职场竞争、较大的生存压力，使孝道受到冲击，孝亲敬老的风尚不如过去淳厚，很少有人能做到和颜悦色、顺终如初地善事父母，甚至出现了安享父母支持而不知感恩的“啃老”一族。
　　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赡养脱离”。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半个城镇化”，即职业非农化、栖居城镇化。然而，他们在短期内却难以跨越身份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流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村青壮年离开了家乡和土地，也留下了老去的父母在夕阳下孤独的身影。农村“留守老人”估计有数千万之众。社会迅速变迁、代际人口居住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拉大，导致“供养—照料—慰藉”的三重脱离，很多农村老人被边缘化。
　　中国自古就有家国天下的价值观，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传承千年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模式，其亲情滋养、其乐融融的功能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社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养老风险，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和互助化、居家养老的社区化和公寓化以及机构养老的专业化和层级化是当下养老方式变革的方向所在。
　　家庭养老是指养老支持力主要来自配偶和儿女的养老模式，与此对应的是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的变革方向是养老功能的社会化外移和网络化互助。社会化外移是指养老的道义责任和养老的照护责任的分离，即将年老的、生活开始不能自理的父母送去公共养老机构“托老”。而家庭养老的网络化互助，说到底是植根于血亲基础之上家庭关系网络中的养老互助，特别是生活上互相照顾、感情上互相慰藉的“老助老”模式。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和互助化成为时代的大趋势，但我们始终要强调，儿女担负的道义责任、赡养责任无论何时都应该坚守。其实，对父母的孝顺作为爱的反哺，也是年轻一代做人成长的必需。
　　依托社区建构起家门口的养老助老爱老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者将成熟可靠的机构养老服务延伸、引入到居住社区中，以弥补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和缺位，这就是居家养老的社区化。此种模式，可以让老人不离开自己的家庭，通过整合调动社区内的各种服务资源满足老人的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适当打造一些类似国外退休社区那样的公寓化老年社区，主要服务于生活能够自理的长者。关起门是小家——可以享受个人生活的私密和家庭的温馨，打开门是大家——可以获得朋辈的情感支持、社区的生活服务，共享老年生活的快乐，如北京的太阳城、上海的亲和源等，为老年人打造幸福快乐之家。
　　对于机构养老，要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能够享受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老年照护以及有品质的养老服务，特别要关注老年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让他们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另一方面，养老服务要注重分层链接，实现功能互补、全面覆盖。从自理老人的“安养”到不能自理老人的“养护”，构造安养护专业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共性和个性的养老需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