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学者）

　　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日前在中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据透露61名两院院士曾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院士上书请求尽快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当然有其理由，而且，转基因水稻也并非不可研究和产业化，但是，在产业化之前也应当考虑同类专业其他人员和不同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公众的意见，最起码应当考虑一下是否会将13亿国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换句话说，至少要从两方面考虑转基因水稻的安全，一是循证，二是预警原则。
　　批准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首先涉及制定科技政策或科学决策的根据，即基于证据的方法，也称循证。决策的循证最先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此后循证的思想方法逐渐扩展到科学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之前，至少应当有动物和人的实验证明，证实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当然，有人争辩转基因水稻不用人做实验，但是，这是否遵循循证的原则，也值得探讨。
　　其次，应当考虑食品安全的预警原则。科学研究的认知是有限的，人们无论何时都是无知大于有知，因此，需要用另一种原则来建立安全屏障，这就是预警原则。这个原则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适用性在于，不能因为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食品）有安全问题就提倡全面推广，甚至发展到主粮，让所有人都吃转基因大米或小麦。因为，我们必须留下一点预警地或缓冲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克兰曼和苏亚拉纳亚兰在2013年7月号的《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为粮食安全建立预警地的新理由，尽管他们直接针对的不是粮食，而是蜜蜂，但原理是相同的。他们认为，人类的无知有三种。一是某些研究没有开展或尚未完成，不可能获得有关的知识；二是由于种种原因，如社会的和政治的，妨碍了人们充分讨论某些问题，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从尚未完成的或不全面的研究中得出某些知识或定论，就可能导致人类的第二类无知，即伪知识；三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研究人员不敢面对那些难以下定论的研究成果，他们就会与那些持有相同观念人一道排斥难以下结论的研究，宁愿保持无知。
　　这三种无知总的来说都是因为在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充分或根本就未进行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会让人们失去对某些事物的警惕，不再实施预警原则。因此，这样的无知有可能让人们陷入灾难。
　　克兰曼和苏亚拉纳亚兰并不是针对转基因食品来谈论人们的三类无知，而是从蜜蜂的突然大量死亡来谈论粮食安全和人们的无知。自2006年以来，美国和欧亚其他一些国家都出现了蜜蜂大量死亡的情况，称为蜂群崩溃综合征。研究人员对蜜蜂的突然大量死亡进行了多种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结论还是欠缺。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农民宁愿相信其中的一种结论，即大量杀虫剂，尤其是一种新型内吸性杀虫剂的使用导致了蜜蜂的大量死亡。但是，专业人员、学界和政府人员却认为，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看法只是一种怀疑，因为还有人怀疑是因为手机的辐射造成了蜜蜂的大量死亡。
　　但是，美国的农民和蜂农通过亲身感受或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杀虫剂就是蜜蜂大量死亡的主因，因此要求美国环保局和农业部施行预警原则，先行禁止新型内吸性杀虫的使用，即便在没有正式的（官方）和大量的研究结论肯定是内吸性杀虫剂的使用导致了蜂群崩溃综合征也要这么做。否则，如果在确认内吸性杀虫剂是杀死蜜蜂的元凶后再来拯救蜜蜂和保护美国的粮食安全就来不及了，最起码也会是事倍功半。
　　农民当然是因为有切身利益才要求禁用内吸性杀虫剂，但美国政府会不会答应农民的要求却不得而知。这时，才有研究人员出来研究和讨论人类的三种无知，并提供给社会一种思考，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不仅对于保护蜜蜂，而且对于转基因作物和产品也需要引进并实施预警原则，尤其是在对转基因认识有限和并未通过大量的动物与人的研究加以论证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我们的无知远远大于和多于有知。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减少无知和增加有知，才能设计更为有效和具体的粮食安全制度，包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制度。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