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剑峰

    ●管住“大处方”既需要道德“软约束”，更需要制度“硬约束”。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
　　不久前，北京的蒋先生带着6岁的女儿去医院看感冒。医生说白细胞偏高，需要增强一下免疫力，并开了处方。划价取药后，蒋先生大吃一惊。一共17盒药，总价850元，包括15天剂量的匹多莫德口服液和7天剂量的四种感冒药。院方的解释是：这个处方是合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匹多莫德可以不吃，但如果白细胞升不上来，家长要承担风险。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的体温就恢复正常，17盒药尚未服用。蒋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处方”，患者能否找到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裁定？
　　“大处方”虽然是个模糊概念，但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根据卫生部规定：“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应当判定为不规范处方。”照此标准，这张处方无疑属于“大处方”。对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行业的监管者，理应给予明确裁定和及时回应，而不能让患者四处求证。
　　然而，医学是一门极为特殊的学科。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体。尽管医学存在基本规范，但由于人体千差万别，“特殊情况”随处可见。因此，仅靠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很难根治“大处方”。
　　医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技术是有标准的，而艺术是无标准的。事实上，医生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治疗的多与少、处方的大与小、切口的深与浅，往往因人而异，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甚至连教科书上也没有标准答案，很难量化评判。而过度医疗之所以难治，原因就在于此。例如，卫生部门推广“临床路径管理”，希望以此约束过度医疗，实现“同病同治”。但是，很多医生并不遵循路径，往往以“情况特殊”为借口摆脱路径束缚。这说明，再完美的规则，也捆绑不住医生的手。如果医生想逃避规则，总能打出漂亮的“擦边球”，让“裁判”徒唤奈何。
　　医生干的是“良心活”。善恶对错，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医德是社会道德的“标杆”。从全世界来看，凡是医生，都必须坚持病人利益优先，始终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而不能让个人利益影响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义原则，提供不必要的昂贵服务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因此，对于医生这个高尚的职业来说，惟有良心，才是检验“大处方”的“金标准”。
　　行医是一种使命，而非一门生意。只有远离商业气息，医生才有尊严。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妇产科医生，为了保住一名年轻患者的子宫，如同农夫在地里刨土豆一样，竟然剔除了419颗肌瘤，创造了协和妇产科的纪录。而在此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能摘除子宫。虽然剔除一个瘤子和400多个瘤子，收费并无差异，但医生依然竭尽全力，生怕遗漏一个瘤子。这种爱心和善意，闪耀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光辉，体现了医生对生命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处方”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综合问题，既有医德因素，也有体制因素。因此，管住“大处方”，既需要道德“软约束”，更需要制度“硬约束”。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