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010年）81周岁。现阶段八九十岁的老人比比皆是；因此，说老，实不敢当，比起长者，我还是小弟弟；然而说小，也不算小了，但我有以下几项健康指标：

1.半个多世纪不感冒，也极少有人见我病倒过。细算起来我一生共病倒四次：

①.1954年扁桃腺手术；

②.1955年阑尾手术；

③.1989年1月底, 紧急赶赴西藏日喀则抢救十世班禅时，由于从北京直达四千公尺的高原，因严重缺氧和工作极度紧张疲劳，在异常寒冷的条件下发烧、病倒。但第二天便痊愈了；

④.2003年喉癌手术，至今已过第七个年头了，其间多次复查均恢复良好。

2.六十年保持体重稳定，多在62～63公斤。我21岁时体重60公斤。此后，不论在生活富裕的日子里，或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劳改、蒙冤十三年的苦难年代，我的体重始终没有超过64公斤，也没有低于60公斤。按我平均体重62．5公斤和身高1米70计算，体重指数（BMI）为：21．6。我这个数字不仅正常，而且是理想体重指数。

3. 我的血压，半个世纪来经常保持在110～120／70～75mmHg。这个数字也是最佳标准。

4.心跳规律，快慢正常。多年来每年体检、心电图，甚至24小时动态心电图均未出现过早跳和异常图形。

5.近年来体检化验：血脂、血糖和血、大小便常规均正常，腹部B超、胸部X光片等检查，各内脏也均无病变。(详见下体检表)

6.一生未长过蛀牙（俗称虫牙）。至今仍然保持有24颗牙。有幸的是：凡肉眼能看到的都是好牙，而脱落的只是后槽的大牙。近年,我曾在一家牙科诊所洗牙。洗完后，医生说：“我当医生多年，还没给80岁的老人洗过牙。一般,这把年纪都掉得差不多了，还洗个什么劲儿！你是第一个。”

7.—生很少用药，而且没有连续服药超过三天。平日，偶遇腹泻或风寒也是—两天即愈，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8.至今，我仍经常步行、坚持体力活动。平日,只要不赶时间、不提重物时,就不乘车（免费车也不坐）；上楼,尽量不坐电梯。2007年6月（我78岁）,在给101岁的小学老师拜寿时,为了锻炼,我竟然爬上了22层楼，不觉心跳气短。

   9.离休21年来,我不断应邀参加社会上的保健活动和接受媒体的采访报道。自觉思维与言谈尚不糊涂，而且常用手机收发短信，还用电脑写作、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和照片。

    如今，我食欲好、吃饭香,饮食随心所欲。大、小便正常。睡眠良好,经常一夜7～8小时不醒。走路、爬山，无须他人搀扶，自觉无病痛之处。唯一不足的是,因喉部手术后说话声音嘶哑,但不影响交流。

几乎我所有幼年在延安的同学己患了这样、那样的疾病，以致：有吃、不能吃；有喝、不敢喝，还有些同学因病离开了人间。—些老同学曾羡慕地问我：“你王敏清，身体这么好，有什么保健绝招？”

附：王敏清 2002～2010年体检重点几项结果

 注：① 表中前五项的上方数字为检查结果；下方为：以“毫克”或“毫摩尔”两种计算方法所得正常值。

 ② 简正常言之,以上结果都正常。

是我的遗传基因好吗？不是。

我的祖父中年暴死于夏季劳动中（可能为脑出血）。我的父亲不到50岁也患了脑出血，后来又患肺癌，“文革”中去世时年仅63岁；

是由于幼年的生活富裕吗？更不是。

我出生在农村的贫苦家中，当我还在吃奶时生母就病故了。父亲在外干革命，无力照顾我。只得由未成年的叔父抱着我东家吃几口奶、西家吃几口奶，其间还以小米粥糊糊度日，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我在延安度过了八年。那时，延安是个贫苦的地区，一年四季的主食为陈年小米（当年收割的新小米要入国库，以备战备荒）。延安都是土窑洞哪有条件建造粮仓，因而有时还吃到发霉的小米。1940年前后，连陈小米也吃不饱了，不得不自己上山挖野菜，吃野菜小米粥。平日蔬菜主要是南瓜，土豆、萝卜、白菜。一年之中只有在新年、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时才能改善伙食，吃上白面馒头、猪肉、豆腐、粉条之类的美味食品。睡的都是土窑洞内的大土炕或木板通铺，夏季窑洞内十分潮湿；冬季又很冷，每个同学都生过冻疮。而且,所有同学身上都长过虱子,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这些就是我幼年时代的生活写照。不过，当时大家都一样，尤其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并不感到苦。

  当我成年后，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父亲王世英遭康生和江青陷害，我受到严重株连,前后共蒙冤13年。其间,长期遭到无理批斗、频繁抄家。最后被发配到大西北荒无人烟的“五·七干校”，并时刻在“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监视下，强制地、折磨性地进行重体力劳动(经常和牲口一起干活；曾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去野外捡牛粪一整天)。而且,在劳动中休息的片刻，仍不忘对我进行批斗。如此这般在“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四年、以及蒙冤13年期间，我也没病过；甚至没有落下肌肉劳损或扭伤等慢性病根。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