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颖

　　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中医防治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应急工作的重大课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玉光继承中医外感热病学理论，深入SARS、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第一线，率先提出了应对新思路和新方案，成为中医界抗击瘟疫的青年急先锋。最近，他被评为第二届首都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
　　“瘟疫出现时，医生应是一名战士”
　　2004年，北京SARS疫情发生，王玉光博士尚未毕业即参加了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医疗救治工作，对导师周平安教授“在瘟疫出现时，医生就应该是一名战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疫情的前线中去”的教导有了深刻认识。
　　患者徐某有习惯性便秘，恶心、呕吐不止，并伴高热，吃药就吐。她情绪低落悲观，一度拒绝治疗。王玉光针对其病症，给予伏龙肝苏叶黄连饮口服，第二天，她呕吐停止，食欲恢复正常。连续服用4天中药后，患者症状消失，体温正常。
　　该例患者取得明显效果后，使得进入SARS患者隔离病房的王玉光对中医药治疗充满了信心。他牢记导师的谆谆教诲，深入一线昼夜奋战，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投入。在惊心动魄的一个月里，王玉光每日诊脉查舌，观察患者的症状体征，探索SARS病人的临床流行病学新的现象，定期向专家组汇报患者的病情变化，讨论中医药治疗方案和患者用药后的反应，对SARS的中医病因病机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专家组指导下，他针对每位患者的不同症状认真分析研究，逐个调整治疗方案：有的清热解毒，有的扶正祛邪，有的健脾和胃，充分体现了一人一方的个体化特点。如口服汤药或中成药、注射液、灌肠、鼻饲、茶饮等，还根据患者病情不拘时用药，由一天两次服用中药改为一天多次服用，效果日见明显。由于辨证用药得当，这次抗瘟疫取得了7例患者零死亡的好成绩。
　　临床救治结果证实，中医药可以缓解病人的发热、咳嗽、恶心、腹泻等症状，帮助患者度过疾病高峰期。2004年中西医结合救治SARS患者的成绩，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为是中医治疗急性传染性疾病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范例。
　　融汇中西医理论  提出诊疗新思路
　　2008年，已是北京地坛医院大夫的王玉光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遣，赴安徽手足口病疫区进行督导工作。他在第一时间提交了《手足口病疫情考察报告》，提出“湿热疫毒侵袭和湿热动风”的关键见解，继而开展了以“风引汤”为主治疗手足口病重症的临床观察，得到了中医药有效干预的临床证据。之后，该方案很快在全国推广。
　　他先后到阜阳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手足口重症病房看望患儿，认真检查患者手、足、口处疱疹，了解病情发生发展情况。他认为，此病以湿热为主，阻塞经脉，导致孩子嗜睡、乏力、烦躁、口渴少津。手足口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热”、“瘫”、“痫”是中医证候特点，提出“湿热疫毒侵袭和湿热动风”的病机，配合服用芳香化浊中药的中医方法进行治疗。当地专家依此辨证论治，分别采用中药汤剂、中成药和外用中药联合治疗，使孩子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患者数量有下降趋势。
　　继而，他在北京地坛医院开展了以“风引汤”为主，治疗手足口病重症128例的临床观察，得到了一手临床证据。2012年，《中医药手足口指南》将湿热动风证候列为手足口病的主要证候之一。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王玉光率先对8例患者开展了单纯中医药治疗，得到甲流中医风热犯肺证的特征和中医药疗效证据。王玉光作为6位组方专家之一，将“金花清感方”作为甲流专方推广，为北京地区的甲流控制作出了贡献，并荣获了“首都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科技攻关贡献奖”。他还在卫生部和LACET组织的国际流感防治研讨会上作“406例甲型H1N1流感中医药临床治疗”的报告，受到高度重视。
　　设立艾滋病门诊  探索综合新模式
　　艾滋病患者小林发热39℃以上，腹泻每日近10余次，并伴有舌苔厚腻、脉象沉、弦、细等症状。王玉光以益气解毒、清热燥湿法进行治疗。患者服药3剂后，腹泻日减至3次，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
　　这是针对高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引起的毒副作用及机会性感染中医药治疗的一次探索。王玉光介绍，随着北京市艾滋病疫情的逐年上升，2004年，北京地坛医院在国内率先设立了艾滋病中医专科门诊，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他们将医疗救治与健康教育、行为干预相结合，建立了新的就医模式。由于治疗效果获得了患者的信任，患者来源也逐渐扩大到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近7年来，共诊治艾滋病患者近1万人次。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染病防治专家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兼秘书，王玉光的足迹遍及了手足口、甲流、耐药菌感染和艾滋病疫区，逐渐成长为中医界治疗传染病的新生力量。他先后主编著作2部，发表文章45篇；争取到国家级传染病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承担“十一五”中医药重大科研项目；参加SARS、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蜱传疾病、肠出血大肠杆菌等诊疗指南的起草制定工作。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