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家呼吁重视地震一线救治资料搜集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随着云南鲁甸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远去，医学专家担心，地震特殊的伤情数据作为宝贵的医学资料，如不系统地搜集整理，将是巨大的科学损失。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交通伤与创伤数据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继红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用已有的数据信息来指导一线救灾，实用价值很大，也是国际惯例。比如记录下伤者受伤原因、受伤部位、伤情特点，获救时所处的位置，能够检验我们平时的地震避险教育是否正确；记录急救层次，能够帮助快速决策什么样的伤情前线必须处理，什么样的伤情可以疏散后送；记录下具体伤情的处理措施及结果，能够帮助了解什么样的急救技术适合地震伤患，在此类重大灾害的伤员救治中还需要研发什么技术加以应对……在争分夺秒的灾区救援中，这类知识储备至关重要，将是拯救生命、减少伤残的关键。
    “上前线需要伤情的正确处理知识，更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组织。在大规模的灾难发生时，组织能否有序，甚至比技术更重要。”周继红强调。从汶川地震的总结中也可以发现，缺乏地震有关的伤情比例分布知识，就可能出现医疗人员、医疗物资和医疗器械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也会导致不适当的医疗救治措施，甚至产生严重的医疗后果。早期救治资料的严重缺失，使我们失去了认识和改进发展的机会，留下太多遗憾。
    2008年汶川地震时，现场的救治专家石应康等就曾通过《科技日报》呼吁，医学界应该尽快采取措施，摸清受伤人员的基本情况、分类状况和诱发病症，建立地震伤员数据资料档案。
    汶川地震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5·12地震伤规律分析及应急救治技术规范研究”，周继红团队承担了该项目的第一分题“5·12地震伤情数据采集及信息整理分析研究”。基于这一项目，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在中华创伤数据库的基础上着手进行灾害医学数据库的建设，委托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交通医学研究所进行地震伤数据内容、规范标准和数据库软件的研发。
    地震伤情数据库的录入模块包含地震基本信息，地震发生地人口、地理、经济基本情况以及地震破坏情况，地震伤员伤情及救治信息等三个部分，涵盖病人基本信息、受伤情况、现场救治、转送和后送、急诊救治、院内救治、诊断、并发症、专科治疗和出院等10个板块。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采集了所有八千多例汶川地震伤住院病人的伤情信息，分析发现地震前三位致伤原因是压砸伤、跌倒/坠落和挤压/掩埋伤，损伤最常见的三个部位为四肢、头部和胸部，并揭示了汶川地震伤员救治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然而，数据搜集并不容易。
    “当时，我们回头想去搜集伤情数据，但是发现，一些医院的记录往往只是一张纸，上面只有姓名和诊断，有的连名字都是错的，病人及其诊断发生错位……现场救治资料缺损严重。”回忆起当年建设汶川地震伤情数据库系统的情况，周继红依然感慨，“地震急救，早期若不重视资料整理，后期数据丢失非常大，而这类数据是找不回来的。”
    国内的创伤工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本土的创伤数据库建设，一些地区性的创伤数据库也已经建立。但周继红表示，中国创伤数据库的建设仍在起步阶段，没有能在我国创伤预防和救治研究及临床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支持和引导，有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去奉献。”周继红强调，数据库的建立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研究团队去进行持续性研究，而现有数据库均为“民间行为”，力量分散，各医疗机构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意识也不够；而由于缺乏经济资助，政策和机制的长效支持，目前数据库的建设多以科研课题基金为支撑，项目结束之后，数据库的建设也随之结束，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不只是地震，如果有了健全的创伤数据库，我们对交通伤和其他灾难伤的救治能力都会提高很多。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事后补充。”周继红说，“创伤是我国45岁以下人员的头号死亡原因，伤残者更是触目惊心。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为不断降低创伤的发生和死亡率，实现创伤救治零死亡的梦，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记者了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创伤数据库系统。1982年美国外科医生协会开始严重创伤结局研究（MTOS）。1989年美国国家创伤数据库（NTDB）建立，该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创伤登记系统，截至2013年，收录了美国和加拿大805家医疗机构的500多万份创伤病例。
    英国建有欧洲最大的创伤数据库——创伤审核和研究网，一半以上英国创伤机构加入了该网络和数据的积累工作，至今收录了200余万创伤病人信息。
    马来西亚卫生部支持建立了国家创伤数据库，主要目的是获得该国的创伤流行病学资料，如创伤发生率、危险因素和救治情况。
    “我们的中华创伤数据库虽然也收录了近300万创伤住院病人信息，对我国创伤规范化救治、救治技术和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推动。”周继红说。但他忧心的是，这种课题式的“民间”行为能走多远？“信息化时代我们对灾害伤患的救治何时可以基于科学数据的指导”？（科技日报北京8月7日电）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