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是一位好医生，我们的医务人员同样可能存在问题，医院也有很多不足，这个社会也会让人不满，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我始终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人在干，天在看。只要大家都能存善念，发善心，结善缘，行善事，就会得善果。”

本报记者 胡德荣

　　“真正彰显学术地位的是所谓的‘江湖地位’，也就是蜕去了官方那张皮后是否还能引领学科方向。我们曾笑言，学科带头人的最高境界是‘他退出了江湖，但江湖依然在传说他’。”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说。

　　段涛说，成立“患者委员会”是一种新的尝试，为的是让患者来主动管理医院、倾听医院的声音，指出医院的不足，促进患者安全和改善医院服务。

　　对话背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最近做了两件事，都在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是6月25日，他在自己的微信账号上发布“自白书”《院长日记——我承认我不是好医生》，立即引起众多网友的转发；二是8月1日，他在医院里成立了全国首个患者委员会，让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13名委员会成员在未来3年中，就医院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监管。行医多年，他对患者抱有的那份歉意来自哪些方面？医患失信，他又打算通过怎样的行动来弥合两者的距离？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这位个子不高，言谈间却充满人格魅力的段涛院长。
　　和病人在一起，可以暂时忘记很多烦恼
　　记  者：作为一位在副院长岗位上工作了8年、在院长岗位上工作了6年的医院管理者，您通过微信承认自己“不是好医生”，同时真诚地向患者致歉，这种做法在很多网友看来有点匪夷所思。您是怎么想的？
　　段  涛：我是在真诚地反思。跟同行交流时，我常会开玩笑地说，我自己就是一位“三开”教授，即每天忙着开会、开刀、开车。这三者中，最让我困扰的是每天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占用了很多时间。我们医院接受“三重”管理，即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同济大学，医院内部各科室的会议也都希望我能参加。对于科室来说，有院长的参与和关注，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对此，我很理解也很无奈：去开会吧，影响临床工作，耽误看门诊；不去呢，对上级部门没法交代，对科室发展也不利。
　　有时我会“临时”被要求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只好暂停门诊或是让同事代诊。其实，每次停诊都会让我内疚，因为我知道这对一些患者来说实在是不公平。他们可能是从外地长途跋涉赶过来的，可能是预约了很久才终于挂上了我的门诊号。在面对紧急情况无法替患者看病时，我有两种办法。一是事先和病人电话沟通，而对产科那些必须定期看诊的病人，我会安排别的医生替她们看病，但仍然会存在一些病人表示无法理解的情况。我曾经遇到一位病人，他也是我一个熟识的朋友。在最后一次来看我的门诊时他告诉我：“下次再也不来你这里看病了，我预约了4次就这一次见到了你！”对这些病人，我始终是心怀歉疚的。
　　记  者：您在“自白书”中说：“我曾经被病人家属骂过，也被病人家属打过，也当过很多次的被告。”同时，您又说您最喜欢被人叫做“段医生”。这里面看似有点矛盾。
　　段  涛：虽然看门诊挺累，有时还会耽误吃饭和休息，但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一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我最喜欢的安排。因为跟病人在一起，你可以暂时忘记很多烦恼，不用去面对让人头大的行政事物。虽然累，但很开心，也有成就感。
　　尽管“两难”情况时常存在，但对我而言，替病人看病这件事必须坚持一辈子。放弃很可惜，一是出于院长任期限制，如果中途放弃业务，丢了技术，那退任下来后该干什么？二是我喜欢做医生，希望能做一位好医生。基于这点，我也不会放弃。所以要论称呼，我更喜欢别人叫我“段医生”，其次才是“段教授”、“段院长”。
　　记  者：就像您说的，这种专业理想与行政事务之间的冲突，是不是也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很多医院院长的心中？
　　段  涛：曾有人建议我不要看门诊了，就搞行政。我认识的一些院长，也有一部分人放弃了业务。在中国，只有业务能力强的医生才能成为医院管理者，才能让其他医生信服。如果连自己的专业都做不好，如何能做好医院的领导呢？与中国不同，国外的大学或医院可以通过自理的方式，让教授或医生共同参与管理，或成立一些学术委员会、医学委员会等。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架构设置，主要由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来决定大小事务。院长困惑的是，如果只把心思放在医院管理上，不去接触病人，那又怎么去有效管理一线的工作人员，怎么去发现医院存在的各种不足呢？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将患者服务做好
　　记  者：近年来，医患关系失去了原来的纯净和美好，变得越来越紧张。您亲自向患者致歉，近期又尝试在院内设立“患者委员会”，其初衷是什么？
　　段  涛：“患者委员会”的成立旨在开辟医患沟通的新模式，搭建患者与医院沟通的多种渠道。只要做一天的医生，医患之间的这些事情你都得要面对；做一天的院长，你更得要去面对。成立“患者委员会”，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为的是让患者来主动管理医院、倾听医院的声音，指出医院的不足，促进患者安全和改善医院服务。我们希望将医患关系的问题处理提前，预防为先，解决今后不必要的麻烦。与其被动应付，不如我们主动将患者服务做好。
　　就像之前说，我承认我不是一位好医生，我们的医务人员同样可能存在问题，医院也有很多不足，这个社会也会让人不满，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我始终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人在干，天在看。只要大家都能存善念，发善心，结善缘，行善事，就会得善果。
　　记  者：全国首个“患者委员会”刚一成立便引来议论纷纷：“患者委员会”成员是不是享有看病特权？如做出严重有违诚信和损害声誉的行为该怎么处理？这个委员会会不会只替医院说话？对这些质疑，您都有预期吗？
　　段  涛：“患者委员会”的委员选举、工作执行、机构设置均独立于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进行外部的独立评价、监督和建议。首批“患者委员会”成员是通过患者个人自荐、互相推荐，从300多位报名者中诞生的：经现场竞选、网络投票等多个环节遴选而出，并民主选举出了主任一人、副主任两人，秘书长一人。首批“患者委员会”成员都是女性，她们都曾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患者，平均年龄为35周岁，学历均在本科以上。
　　“关于我的事，我一定要参与。”这是写入“患者委员会”章程的一句话，也是成员们加入的意愿表达。“患者委员会”不会成为医疗纠纷的挡箭牌，更不得滥用私权。她们都基于公益目的加入，本着诚信、审慎和自律原则开展工作，承诺不得以委员身份开展商业牟利等不适当的行为。
　　记  者：您曾说过，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三个人”的帮助。这“三个人”指的是谁？引入“患者委员会”，是否也为了实现这种协力提升？
　　段  涛：这“三个人”，一是指点的高人。有高人指点，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会让你茅塞顿开，终身受益。我希望“患者委员会”的委员多给我们指点。二是相助的贵人。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可能会遇到提携你的贵人。在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会有所谓的“99度”现象。你所有的努力就像在烧开水，水温不高的时候你不会有很高的期望，烧到99度时，你就会盼着马上烧开。是的，你只差那么一度，只要有人帮你一把，点一根火柴，就会进入另一个境界。但如果没有贵人相助，可能你一辈子就是99度，甚至这温度还有可能会下降。三是挑战的“敌人”。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朋友，而更大的成功则需要“敌人”。经过“敌人”的挑战和折磨，你的意志、胸怀、眼界、格局才会上一个台阶。
　　真正彰显学术地位的是所谓的“江湖地位”
　　记  者：作为院长，您曾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学科带头人的标准”和“学科骨干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哪些方面？
　　段  涛：“学科带头人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12个字——全球视野、国际合作、国内领先。我们的学科带头人要做到“身在西夏洼，放眼亚非拉”，学习国际同行的先进技术、创新理念和管理经验，找出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目标，不仅要学术上领先，更要技术领先、管理领先，而领先的关键在于创新意识。
　　我认为，看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学科带头人，不仅要看他在位的时候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为别人做了什么、为整个学科做了什么，还有他不在位的时候是否仍能发挥学科引领的作用。评价一个人的学术地位，现在国内更重视的是官方的职位。而真正彰显学术地位的是所谓的“江湖地位”，也就是蜕去了官方那张皮后是否还能引领学科方向。我们曾笑言，学科带头人的最高境界是“他退出了江湖，但江湖依然在传说他”。
　　“学科骨干的标准”就是“5个一”。这“5个一”是一个博士学位、一篇SCI文章、一项国家自然基金、一年海外留学经历、一手绝活。
　　记  者：听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对临床医生的SCI文章实行了分类，有这回事吗？
　　段  涛：关于临床医生究竟是否需要写SCI文章的争论很激烈，临床医生也对它又爱又恨。从今年开始，我们医院确实要实行“医生分类”，即“恺撒的归恺撒，泥土的归泥土”，希望大家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具体来说，对临床医生，只考核他看病做手术的量和质就可以了。对临床-教学医生，考核要分为临床和教学两个部分，教学也是绩效，要保证他的收入不能低于只做临床的人。对临床-临床研究型医生，临床工作、临床课题和临床相关的中文和SCI文章都是考核的内容。对临床-科学家，我们会要求他有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样的国家级课题，以及很好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相关的SCI文章。对临床-管理者，考核要明确职责，明确临床和管理岗位的时间分配比例。对于科学家，全职做科学研究的，高水平的SCI文章和科研基金当然就是考核的主要指标。
　　要让正确的、科学的理念去影响更多人
　　记  者：那您如何区别专业与科普？您又是临床又是管理，哪来的时间去做科普？
　　段  涛：专业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科普是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了。专业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科普的目的是让大家对很多东西都知道一些。这就是区别。年轻的博士爱拽文，到专家级别就开始要做减法了。一般专业人士是举轻若重，大专家是举重若轻。
　　自从我开始在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发表科普文章以来，基本上是一周发两篇左右。很多同事和朋友也觉得好奇，说你每天那么忙，哪有时间写科普文章和管理心得啊？其实，时间挤一挤总会有的。可以说，我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时间一点也没减少，只是从其他地方挤出了些碎片化的时间，充分利用好了而已。比如开会间隙，拿起笔记本和笔，策划下一周的文章；出差的时候，只要带着电脑，无论候机还是乘机，都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写东西。时间挤出来了，内容也就顺着笔流出来了，反正是每天做的事情和思考的问题，不怎么费周折。
　　记  者：您最近见报多了、上镜多了，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您如何看待媒体的作用？
　　段  涛：不少朋友也打电话给我，问：“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他们这么说我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以往的行事风格。我以往坚持“低调就是腔调”，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后来做了院长，有时不得不高调，但主旋律还是低调。选择开设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也不是我主动的选择，一是担心没有时间，二是担心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会遇到麻烦。
　　开设微平台缘于我在医院中层干部会议时提出的要求。在布置2014年的工作时，我要求医院管理部门和临床科室要根据患者的特点和要求，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有人说：“既然你要求我们做，你自己带个头啊！”就这样，我被自己的要求给“绑架”了。现在，我微博上有3篇科普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既然正确的、科学的理念可以影响这么多人，我坚持写科普就有了动力。虽然是自媒体，但我有几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后，很快成为传统媒体的关注点。
　　不创新，毋宁死。宁愿死在创新的路上，也不愿碌碌无为。我们鼓励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而创新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创新需要鼓励和宣传，好的经验需要分享。自己关起门来说，做不到也没人知道，在媒体上说出来了，不但要去做，而且要做好，做不好的话就等于在打自己的耳光。这种压力给了我自己，也传递给了我们的员工。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