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莲

　　耄耋之年的徐道振正一丝不苟地为患者看片子、说病情。照片由北京地坛医院提供

　　这么一位爱工作、爱病人、爱生活的老人，耄耋之年仍在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拯救受病痛折磨的患者；用他的乐观豁达对待自身病痛，用无私的爱助推后生晚辈成长成才。
　　每周三上午是北京地坛医院原院长徐道振的“限量版”门诊日。之所以叫“限量版”，是因为医院规定徐道振的门诊额定数只能是5个，一则他已是84岁的耄耋老者，二则毕竟是VIP门诊，需保量求质。可如此一来，怎么拦得住这位行医59年的老医生的职业热情？怎么去满足患者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冲动呢？于是就有了“不挂号的总超过挂号的”徐老门诊常态。
　　总爱给病人算经济账
　　这个周三上午9时，徐道振正在诊室里给一位外地来京的慢性乙肝患者看病，陪诊的是患者的妻子。
　　看了以前的检查结果和现在的检查结果，徐道振说：“你以前是大三阳，现在变成了小三阳。这有两种可能性。机体的免疫系统就像一支作战部队，它们展开了与病毒的战斗。经过一番较量，乙肝E抗原被打败了，转阴了。再一种可能是病毒变异了。它很狡猾，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后，你免疫系统的战士已经不能识别变异的病毒。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通过检查你的病毒定量，来判断到底是哪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看到患者和他的妻子频频点头，一直前倾着身体跟患者交流的徐道振往后靠了靠。
　　瞅见身旁的学生已开出了检查病毒定量的单子，徐道振又马上把身体前倾，对患者说：“国产试剂100多元，准确度95%。进口试剂要400多元，准确度稍高一点。”患者的妻子马上接话了：“我们用进口的。”徐老接着说：“为什么？进口试剂要多花钱，也不是说精确到百分之百。用国产试剂就可以了，这样能省不少钱呢！”
　　诊疗结束，患者就要走到诊室门口了，徐道振突然说：“下次来，直接找我！让我先看看化验检查结果，然后决定你是否需要治疗。如果不需要治疗，300元的挂号费就省了。”
　　程女士是重庆人，一进门就问：“徐教授，我总觉得手脚凉、肚子胀。这是咋回事？”徐道振一边翻看病历，一边说：“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的手脚凉，肯定是被吓的。你总想着自己有病，不敢活动，是不是？”陪诊的丈夫在一旁连声说：“是的！她就是不愿意动。”“要运动，运动一下手脚就不凉了，肚子也不胀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坚持服药。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要打持久战。乙肝的抗病毒药是抑而不杀，一旦停药，病毒就又可能活跃起来……你是医保病人吗？”听说患者户籍在外地，目前只是在北京做生意，徐道振又说：“还是去打听一下政策，我这里给你开个证明，最好能享受医保。这样就能节省开支啊！”
　　之后，程女士的丈夫说：“去年冬天，她用了胸腺肽就没感冒，您再给开点儿胸腺肽增强抵抗力吧？”
　　徐道振回答：“这是自费药。花钱不少，作用不见得多好。此药对肝炎病毒没有作用，还是别用了。”
　　结束了诊疗，程女士和丈夫一步一回头、一步一个“谢”地退出了诊室。
　　最大的特点就是想得开
　　“徐院长，我们的文章终于发表了！”随着这洪亮的嗓音走进诊室的，是徐道振的同事蔡晧东。她手里举着一本《中华肝病杂志》，兴高采烈地把文章翻给徐道振看。徐道振凑到杂志上端详，然后嗔怪道：“为什么我成了第一作者？你们不像话！”蔡晧东说：“您不是第一作者，难道是我吗？嗨，就应该是您！”“下不为例啊！蔡主任，你现在也是大专家了。”徐道振对蔡医生说。
　　一上午的门诊快结束了。诊桌旁有一瓶果汁，徐道振拿起来递给身边一直协助他的学生小刘，说：“快喝吧！”每次出诊，他总会准备一瓶可乐或是橙汁给学生。这是他的习惯。然后他自己端起茶杯，深深地喝了一口。
　　门又被推开了。“徐院长，好久没看见你了！”进门的老者和徐道振亲切地招呼着。“怎么，以为我死了？”徐道振调侃道。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快看看，这是我最近的检查情况。只有你看了，我才真正放心。”徐道振接过老者递上的最新检查报告，仔细看完，然后说道：“没事，都挺好！”老者临出门时，徐道振又嘱咐道：“下次你就别往医院跑了，直接去我家。咱们住得近，我给你看看就成。”
　　老者走了。徐道振告诉笔者：“刚才那位和我都是癌症患者。他是胆管癌，我两处长了癌。5年前先是发现了结肠癌，后来又是前列腺癌。现在手术快5年了，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
　　“您一定有什么养生的秘诀。”笔者迫不及待地想讨要真经。
　　“哪有什么秘诀，都是遗传基因好。”徐老说，“我不吸烟不喝酒，吃饭也不讲究，早餐要么一碗泡饭，要么就吃点面包，中午随意吃点，晚上也是家常便饭，但肉是不可少的。因为有结肠癌的病史，蔬菜也成了必须。其他饮食上，确实没什么特别的。”
　　“要说秘籍也算有一条吧。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想得开。”徐老自顾自说开了：他1955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五年制医学生；来到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原名）工作后，心里想的就是治病救人。“那时候，我是病房里唯一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初，传染病流行，流脑、乙脑、猩红热、白喉……忙的时候回宿舍都成了奢望。”当时，放病人被服的仓库就成为徐道振的宿舍和学习室。他深知，病人离不开他。
　　老学究也是摄影“迷”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毕业3年徐道振就晋升为主治医师。1964年北京市首批副主任医师诞生，这18名医疗精英中就有徐道振。“文革”前，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连续当选北京市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人大代表。就在推举他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过程中，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这个“修正主义的苗子”脖子上挂着大牌子，陪着院长挨斗、认罪……批斗大会刚结束，他精疲力竭想要休息的时候，一位白喉患者病情告急。
　　徐道振不顾造反派的阻拦，冲进手术室开始抢救那个呼吸已经停止的10岁男孩。孩子得救了，手术室外，造反派仍在叫嚣着：“不让反动派救病人，我们工人阶级一样救病人！”回忆起这些情景，徐道振说：“那时候心里是最苦的，压力是最大的。”也正是经历了那次磨难，他对各种压力有了抵抗力。后来，他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到甘肃最穷困的古浪县下放，为那里的老百姓治病，一去就是12年。
　　笔者在徐老诊疗时抓拍了几张照片，待诊疗结束拿出来让他过目。没承想，他还蛮在行：“这几张照片逆光，应增强感光度。”说着，他随手按起了按钮，把感光度调好。
　　早就听说，徐道振不是个“纯学究”。他爱好摄影。早年间，多数人还不知道照相机是个啥物件时，北京地坛医院里唯一一个有相机的人就是徐老。不忙时，他会给医生、护士拍照。如今，这个时尚老人从原来的“书本上找乐子”改为“上网寻开心”了。“现在，我在家没事特别爱上网，浏览自己专业领域的前沿学术报道、天下大事趣事，也爱玩玩蜘蛛纸牌。”
　　也许从徐老的工作生活中看不出任何特别，可就是这么一位爱工作、爱病人、爱生活的老人，耄耋之年仍在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拯救受病痛折磨的患者；用他的乐观豁达对待自身病痛，用无私的爱助推后生晚辈成长成才。末了，徐老笑呵呵地说：“我的年龄已超过了北京男性的平均数，所以我随时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自然规律嘛！”

（责任编辑：秋彤）